对周立波现象的哲学反思

皮皮儿

　　7月12日，某教授在上海商报上撰文，批评中国达人秀评委周立波“思想肤浅、教养低下”。周立波当即在其微博中“爆粗口”予以回应。于是在社会上引发一场关于周立波思想教养的轩然大波，其中相当多的批评是针对周立波，认为他的反应，印证了别人的指责。
　　如何看待周立波这样的公众人物？某教授的指责是否经得起逻辑推敲？周立波为什么不能换一种方式回应？这场论战，已经远远超出了评价周立波本人的意义，而是反应出当前中国社会文艺批评中传统思维模式下重“形象”、轻“理性”的思潮。有随意扣帽子的、也有轻率下结论的、更有造谣诽谤的，唯独缺乏理性的逻辑说理。
　　一个人是不是“思想肤浅”，不能依赖于他说过的几句话之类的“表象”，而是必须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来论证，这是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就告诫过我们的逻辑学中的常识。
　　所谓思想，就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按照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解释：人的“心灵构造”将客观事物过滤为相应的“心灵同化物”，形成特定的认知，进而演变为“思想”。
　　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发现了先天的心灵构造在认知中的主导作用，被称为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他说：“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开始于感性，然后进入到知性，最后以理性告终。”这里的知性，即直觉，就是指某种先验的认知结构，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心灵构造；理性，就是指按照逻辑的方法对心灵的同化物进行整理。人总是以自己的心灵构造过滤着客观现象，有什么样的心灵构造，就会有什么样的认知模式，所以，才有康德那句名言：“知性为自然界立法”。按照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观点，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人的心灵构造如同人的性格长相一样，是先天形成、后天发掘。心灵构造，能影响思维判断，也能影响审美情趣。
　　无论什么领域，只要能开创某种新模式的人，往往具有特殊的心灵构造，其特殊性就表现在心灵的能量只有在新模式中才能得到完全释放。用周立波自己的话说，就是：“因为我不正常，才会有许多人视野以外的认知。”作为“海派清口”这种新艺术形式的创始人，周立波的许多言论正是“不正常”心灵构造过滤复杂社会现象的结果，得到的评价必然是褒贬不一、两极分化。有人认为他是“１００年出一个的人才”，也有人认为他只是个“活宝”。但一个社会要进步，就必须容忍创新型的心灵构造，让“不正常”的人有个能正常发挥的环境。
　　作为他本人，应该致力于心灵的发掘和扩展、使周立波式的调侃成为思想的载体，这才是其潜力所在。这方面对他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有人说他“思想肤浅”，但也有人非常认可他。海派清口江浙巡演南京站之后，南京某教授的评语是：“周立波已经不仅仅是个演员，他是个另类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个深刻的时事观察员和评论家。”
　　至于周立波是否善于“思考”，如果按照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观点，思考就是人的意识对感觉的怀疑。意识不相信自己看见的、听见的、摸到的事物，因为眼睛、耳朵、手的感觉，会欺骗我们的心灵，我们甚至可以怀疑自己的肉体是否存在。因此，才有了那个伟大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这里的“思”，指的就是“怀疑”。
　　所以，思考的深度，也可以用怀疑的程度来衡量。经常问为什么的人，往往是勤于思考的人。说周立波不善于思考，实际上就是说他不善于怀疑。事实上，周立波的许多观点恰恰源自于他的“怀疑”，包括达人秀上的“波波打假”。
　　当然，周立波的有些言谈举止，过于直率外露，在感觉上让不少人无法接受，甚至质疑他的“教养”。但是，看一个人，要看他的价值观，而不是只看表面。周立波是不是说过大众想说的话、做过让大众乐意的事？最起码他本人作为唯一的演艺界人士而获得民政部颁发的慈善事业最高奖项：中华慈善奖。比起演艺圈里偷税漏税的某些人，他对这个社会的“爱”，远远大于他的“骂”。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公众人物？文艺批评中应该如何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关注他们。
　　西方社会擅长的抽象思维模式重视逻辑推理，追求现象背后形而上的终极因（观察人时，重视心灵构造）。在西方二元对立思维体系中，“意识的我”借助逻辑工具主导着“感觉的我”，形成理性思维模式。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形象思维模式，是“意识”与“感觉”的重合，导致许多人有形象感觉代替逻辑思维的倾向。因此，他们对事物的思考，包括对公众人物的判断，潜意识中受制于外在的感觉表象，从外在“形象”中获得了心理上的确定性，而不擅长通过内在的逻辑关联努力发现事物的终极本质。尽管他们喜欢使用时髦的专业术语，也无法掩盖其“表象描述”的实质。正如社会学家帕累托所言：“非逻辑思维首先源于一种确定的心理状态：情感、潜意识等等。”
　　不少网友仅仅根据周立波“爆粗口”这个外在表象，就情绪化地冠以“小人”之类的标签。对待公众人物，应该是理性地“思考”他，而不是感性地“感觉”他。只有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中国的公众人物才会感受到来自“思想”的压力，而不是仅仅在公众面前“演戏”。也只有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我们的城市建设，才能更注重形象之外的内在功能；我们的企业，才会致力于关注人家的“核心技术”。
　　此外，文艺批评只有坚持“对事不对人”，才能体现“批评”的社会意义。如果一定要对人，也应该摒弃两千多年来用道德标杆评价人的传统思维、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从人性关怀的角度理解人。
　　我认为，周立波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的行为，符合完美主义的定义。他在这场风波中的表现，恰恰印证了完美主义者“希望自己正直、善良、诚实，然而固执的本性却拉着他们率性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由于追求完美的天性，完美主义者对自己相当挑剔，对别人也非常苛刻”的行为特征。他坚持“海派清口”不出江浙、坚持不上春晚、坚持“壹周立波秀”一年中只办三次的态度以及热衷于社会批评的激情，恰恰诠释了一个完美主义者的本性，体现着“要么不做，要做就尽量做好”的原则。当然，骂人时，也要骂个“完美”、骂的露骨。这就是人性。
　　完美主义者往往拘泥于心灵深处的真善美，在一团和气的中庸社会里，他们是挑剔的批评家，也是最受争议的人。就达人秀而言，三名评委中，有这样一个人，就是达人秀的看点之一。所以，没有周立波的达人秀，有可能变得更好，也有可能变得更差，但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良好的自然环境，更需要良好的人文环境。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首先应该体现在文艺批评之中、体现在对公众人物的理性评价之中。只有把“意识的我”从“感觉的我”的支配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只有用符合逻辑的理性思维主导感觉情绪，科学发展才会有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马克思说：“当思想的光芒照进德国人的心田，这个民族就能获得新生。”这句话，适用于当年落后的德国，同样也适用于今天的中国。